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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9月24日

Talking about 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

 多一点宽容,无论对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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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
2004-10-18《瞭望东方周刊》专栏
 
现在民族主义的名声不好听。因为和意识形态捆绑销售的时间太长,“爱国者”和爱国贼也不好辨识。但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讲自己怎样成为一个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我很有启发。他说。1968年8月21日这天,包括波兰在内有5个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摧毁“布拉格之春”。他就在那天,醍醐灌顶的成了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在1968年的波兰,什么人才配叫做波兰人?一个公共生活中的无权势者和失败者,他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会从哪里来?米奇尼克给了一个迄今为止最打动我的理由,他说。“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人,就是波兰人”。
这很不一般。我国《教育法》规定,在教育中贯彻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是国家的权力和责任。但常见的集体主义教育,主要是培养我们对他人荣耀的分享。譬如刘翔跑出世界记录,凡在电视机前傻乎乎开心甚至流泪的人都是中国人,是心有所属的爱国者。我们固执的、天经地义的把另外一个人的荣耀当作是自己的。分享就像分赃,见面都有一份。就因为我们自认和刘翔属于一个共同体。
但米奇尼克给出了另一种情感的养成方向。不是分享荣耀,而是分担耻辱。才让我们生出民吾同胞之心。这是一种低调但更真实的集体主义。不仅做自己,还要做一个中国人。需要的只是一种羞耻心。根据生活经验,当你的某位叔叔一次在公众场合借酒发疯,当着你的面脱掉最后一条裤子。大概就是你一生中最深刻感受到他是你叔叔的时候吧。因为分担羞耻,的确比分享荣誉更让一个人牢牢记起自己的群体身份。因此做一个中国人的意思,就是对其他中国人的行为,尤其对代表人民名义的公共权力的行为,有种天然的羞耻心。既然人家跑出世界纪录就像自己跑的一样。那么人家犯下罪错也要像自己犯下罪错一样坐立不安才对。不然不是白白让你拣个便宜?
一切集体主义假如是真实的,它的实质就是一种连带责任。认同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就是认同这种责任。这是一种有风险、有担待的民族情感。它有一个好处,因为成本较高,能够把我们对连带关系的需求维持在一个均衡的量上。不至于隔段时间假如没发生什么大事,就要把爱国激情像牛奶一样倒进大海。但分享式的民族主义,却最廉价。打赢了载歌载舞,打输了掉头就走,不管我事。这显得很市侩。根据经济学原理,越廉价的东西需求越是最大化。因此这种民族主义,也很容易滑向非理性的、虚妄的狂欢状态。
分享式的爱国激情,本质上是一种血统论。所有使人们具有相似性的特征中,血缘最直观。最利于产生和夸大一种群体主义的同仇敌忾,尤其是在政治共同体的对外关系上。就像某些维顾子女的母亲或维顾哥们的朋友,不讲原则。遇见自己人吃亏,有理由要上,没理由创造理由也要上。从这种群体主义的血缘相似性扩展开去的民族主义,第一特别容易宽容自己人的罪过,就像鲁迅说,“觉得做外人的奴隶,不如去做自己人的奴隶”。第二是容易在民族的大义下,贪得无厌地要求个人牺牲和奉献。
这种分享模式也是嫌贫爱富的,而且带着一种无产者打家劫舍的性质。譬如大家为刘翔、郭晶晶激动,说白了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吃大户”。这种所谓的爱国眼光永远是向上瞧的,它天然的不关心失败和落伍者。这种氛围下做一个中国人就很累了,因为“荣耀是荣耀者的通行证,受侮辱是受侮辱者的墓志铭”。
而且据我观察,多数在公共空间乐意标榜“反美抗日”姿态的人们,基本上同时也主张反传统、反儒家。康德曾说,个人不是“自由漂浮的主体”,就像我们爱母亲,我们爱自己归属其中的那个祖国。这种爱原本是自由的体现,因为“乡愁是最高贵的一种痛苦”(赫尔德)。但在一种反传统的虚无主义中,大部分人的民族情感却逐步变得与民族的价值传承和历史文化无关。这种爱的自由与高贵也就被抽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不能从本民族的文化传承中找到“温情和敬意”,他就只好到自己的血管深处去找荷尔蒙。
其实民族是一个需要被尊重的历史情境。承认一个民族共同体,就是承认对政治的一种历史约束,承认先人对于后来者的部分的统治力。做一个中国人的意思,就是承认自己在肉体和精神上的来处,承认我们祖先、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组成了一个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这种看法等于否定了任何主权者至高无上、一个人或多数人的意志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政治理论。显然这更接近宪政民主,而不是更接近专制主义和全能国家。事实上,古希腊、古罗马的共和主义者无一例外,都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爱国,因为他们敢于分担政治的命运,他们耻于接受一种不自由的统治。
9月23日

Talking about 《牡丹亭》情深几许 “青春版”两岸传承(ZT)

看过这出戏,就不觉的现在的年轻人有多么新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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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情深几许 “青春版”两岸传承(ZT)
《牡丹亭》情深几许 “青春版”两岸传承

                     王寅

  2001年 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以 下简称“代表作”)名单,共有19个申报项目入选,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艺术。
  发源于江苏昆山至今已有 600多年历史的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许多地方剧种 ,像晋剧、蒲剧、上党戏、湘剧、川剧、赣剧、桂剧、邕剧、越剧和广东粤剧、闽剧、婺剧、滇剧 等等,都受到过昆剧艺术多方面的哺育和滋养。昆曲有极高的技巧,戏曲的表现手段为唱、念、做 、打(舞)之综合。这四个方面及其综合在昆曲中要求最高。昆曲演员必须在这几个方面兼备。舞 台呈现亦最为完美与出色。其他剧种演员为提高技艺都要学昆曲。如京剧演员梅兰芳即有深厚的昆 曲功底并能演昆曲。河北梆子演员裴艳玲之代表作《林冲夜奔》即以昆曲形式演出。
  昆曲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自形成以来一直在舞台上流传不衰。随着时代的变迁,有 些戏曲从剧本到声腔、表演不断变革,而昆曲则相对变化较少,对戏曲传统特点保留较多,传统剧 目极为丰富。
  因为延续昆曲四百年香火的一点尘心,两岸文化人联手合作,用长达一年时间推出九小时昆曲 大戏《牡丹亭》。这出“青春版”尚未登陆台岛,戏票早已销售一空。
  最近一年,白先勇已经数不清自己多少次往返于台北和苏州之间,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今年 4 月29日《牡丹亭》在台北上演的那一刻。
  苏州昆剧院坐落在苏州平门附近一条小巷的尽头。
  占地面积不大的昆剧院正在大修,办公楼将要披上古色古香的外衣。院子的一角正在建一座亭 子,亭子的基座已经初露端倪,建成后的亭子就叫牡丹亭。即将在台湾上演的青春版《牡丹亭》无 疑是苏州昆剧院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大事。
  2004年4月2日上午,苏州又是一个湿冷的阴雨天气,苏州国际会展中心二楼,曲韵笛声飘扬而 来,《牡丹亭》正在这里进行去台湾演出前最后的彩排。
  锣鼓阵阵,笛声悠悠,看不见大幕拉开,演员上场了。台上的杜丽娘和柳梦梅在深情款款地低 吟浅唱,台下穿着红色毛衣的白先勇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此时,他是在场所有人中最兴奋的一位 。《牡丹亭》进行了整整一年的制作故事,随着演出的临近,也已经走到了尾声。4月29日至 5月2 日,将在台北上演的《牡丹亭》已经成为台湾岛内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2002年,白先勇应邀在香港为大中学生讲昆曲,他演讲的主题是《昆曲中的男欢女爱》,“要 让青年人看看古人是怎么谈情说爱的”。白先勇要求主办方请 4个青年昆曲演员配合讲座临场示范 ,而且一定要美女俊男。主办方从苏昆请来 4个青年演员,结果大受欢迎。讲座的最后一天,尽管 下着雨,门票50元港币一张,1500个座位依然座无虚席。白先勇很受启发:昆曲要吸引年轻观众, 年轻演员是不可缺少的元素,昆曲要年轻化,演员要年轻化,观众也要年轻化。
  一个新的念头开始在白先勇的头脑中形成。与此同时,现任苏州昆剧院院长的蔡少华也非常想 与白先勇取得联系,以求合作,他看中的是白先勇对昆曲的热爱和白先勇的知名度、号召力。
  应蔡少华的邀请,白先勇来到苏州。苏昆调动能演的青年演员,把能演的戏连演三天。白先勇 感受到了强烈的青春气息,这些名为小兰花班的青年演员,年龄多在二十三四岁,尽管功夫不老到 ,但是可雕塑性强,假以时日,大有可为。
  打青春牌,用年轻演员吸引年轻人,做一出为年轻观众制作的戏。白先勇和蔡少华一拍即合。 这个戏就是青春版的《牡丹亭》。
  在苏州昆剧院,白先勇先后发现了理想中柳梦梅的扮演者--俞玖林和杜丽娘的扮演者--沈丰英。
  说起选中男女主演的经历,白先勇颇为得意地说:“他们很合适《牡丹亭》,也很般配。”“ 他们两个一看就知道很聪明,先天条件好,有气质,有形貌,要下功夫,要有名师指导,按我的计 划,璞玉一定成材。”
  白先勇说的名师就是昆曲名家汪世瑜和张继青。白先勇亲自出马,请动两位老师用一年的时间 长驻苏州,手把手地把箱底宝贝看家身段传授给这两位年轻人。在昆曲的历史上,请两位名师用一 年的时间,跨团跨省就一个戏指导后进,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白先勇对两位年轻人明确规定:“一定要下一年功夫。”2003年的大年初五,汪世瑜就来到苏 州安营扎寨了。汪世瑜说,这两个演员形象不错,但是基本功都不够,差到看不下去的地步。于是 ,白先勇和汪世瑜制定了全面的训练方案,为参加培训的 7名演员进行包括形体、唱腔、表演、文 学鉴赏在内的系统强化训练。每天早晨7点开始排练,晚上6点结束,雷打不动。晚上加班也是家常 便饭。
  汪世瑜请来舞蹈教师用芭蕾的方法给演员开肩,开胸腰,以改变这些演员含胸、内敛的习惯。 由于这些演员骨骼已经成型,训练的难度不小,训练现场有时哭声和叫声响成一片。男主角俞玖林 形容说,是“肌肉在燃烧,骨骼在撕裂”。女主角沈丰英至今还对一年前的魔鬼训练记忆犹新:“ 很难想象如果再来一次这样的训练的话,我还能不能坚持。那时候,真是天天扳着手指过日子。”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个月,7个年轻人从气质和形象上有了很大的改观。“人挺拔起来了,像换 了一个人一样。”俞玖林这样评价自己。
  打好基本功之后,是日复一日的排戏。白先勇用了“捏”这个词来形容一年的艰苦排练:“难 得我说动这里的老师傅,张继青、汪世瑜,卖我天大的面子。只有他们才‘捏’得出这样的戏来。 《牡丹亭》不是让老师傅来‘捏’,就会失传,他们再过几年就教不动了。我着急,最好快点传下 来。”
  张继青有膝盖关节炎,不能下蹲,为了讲解一个动作,忍痛跪地示范,沈丰英看了揪心地难过 。汪世瑜和张继青手把手地用心传授,如同在年轻人身上克隆一个自己,让青春的肢体延伸着他们 的艺术生命。
  张继青说:“一年的时间很长,一年就学这一个戏。但是,一年的时间又很短,一年要掌握那 么多的内容,既有基础的功课,也有三本戏的东西。”汪世瑜对弟子的评价是,他们最大的变化, 不是在演一个行当,而是学会表现人物了。在最后一轮彩排演到“离魂”的时候,女主角沈丰英流 泪不止。沈丰英说,每当演到此处,都会悲从中来。
  “第一本最重要,台湾观众都会唱的,一定要演好。”“惊梦”一场戏,男女主演总是达不到 要求,白先勇就从文学和心理角度帮助演员理解角色。他告诉沈丰英,和柳梦梅第一次见面,要有 初恋和一见钟情的感觉,你看柳梦梅不能瞪着眼睛去看,大家闺秀一定要半带羞怯地去看。白先勇 一讲,沈丰英立刻就明白了要点。但后来还是经过多次反复,在排了几百遍之后,沈丰英一有松懈 ,白先勇还是马上指出,要求重新来过。
  半年之后,白先勇带了台湾的主创人员来苏州看戏。他很担心这些挑剔的行家会说出什么话来 。结果,主创人员感动得不行。让白先勇欣慰的是,这些青年演员已经“脱胎换骨,表演已经能够 迷住人了”。
  王蒙来苏州看《牡丹亭》排练,看得掉泪。余秋雨、马兰夫妇也来看过戏。白先勇说:“余秋 雨喜欢沈丰英,马兰喜欢俞玖林。马兰喜欢就不简单了,她既是名演员,又演过小生。”
  由于白先勇的一再要求,在2003年11月的苏州昆曲节上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蔡正仁、汪世 瑜、张继青收了 7名学生。白先勇坚持鞠躬不作数,一定要三跪九叩。“一跪下去,一叩头就不一 样了,对学生来说,有归依的意思在里面;对老师来说,带一个徒弟就是交给你一个责任。要用拜 师的形式把他们捆绑起来。”
  在白先勇眼中,昆曲如同文物,轻易碰不得。
  白先勇关于昆曲的观点看上去也十分“保守”:“写新戏让别的剧种去做吧,昆曲已经够好了 ,还有 100多个本子,找一些好的编剧一个个还原,就已经够忙的。昆曲的曲牌都是诗,现在的人 哪里有本事写那么美丽的诗?写得过汤显祖吗?用白话写就不是昆曲,那是话剧。”
  以前的改编本偏重旦角,白先勇恢复了《牡丹亭》的本来面目,生旦并重,以双寻梦的形式双 线并行。“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白先勇理解的原著精神,是对爱 情的一种独特诠释:《牡丹亭》不是普通的爱情故事,而是至情的表现,人死了以后还不够,为了 情还要活过来,对爱情的追求,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上了天,下了地,又回到人间。现在的三本 戏各有侧重,第一本是“梦中情”,第二本“人鬼情”,第三本“人间情”。
  为了《牡丹亭》,白先勇邀请了一流的创作班底,这18个主创人员来自两岸三地,其中的王童 、林克华、吴素君都是在台湾的各自领域响当当的人物。
  应邀担任服装和美术设计的著名电影导演王童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昆曲。白先勇曾和王童合作 过一次舞台剧。王童第一次看昆曲,就被昆曲的美感动得掉泪。王童现在成了百分之百的昆曲迷, 花神服装上的图案都是他用画笔一笔一笔地画上去的。
  著名编舞家吴素君为《牡丹亭》编排了三段花神的舞蹈,她没有听从昆剧院提出用专业舞蹈演 员的建议,而是用昆曲演员担纲花神的表演,同时又不露痕迹地把舞蹈的语汇和场面的调度穿插在 戏里。流动的花神带着杜丽娘离去,又在回生的时候,带着杜丽娘回到人间。花神婀娜的舞姿、手 中的花束和素雅的裙裾展现的是昆曲典雅细致的美。在三段舞蹈中,大花神手中飘扬的长幡是别出 心裁的设计。出现在“惊梦”、“离魂”、“回生”三出戏中的幡分别有绿(柳枝的嫩绿表现纯洁 的男女之爱)、白(惨白的颜色表现离去)、红(热烈的大红表现归来的喜悦)三种颜色,形象地 传达了剧中的情景和气氛。
  林克华是台湾著名的舞台设计大师,在他的设计构想中,“离魂”一场戏,杜丽娘在花神的簇 拥之下,身披曳地的红色大斗篷,慢慢走向舞台深处。渐行渐远的杜丽娘手拈一枝梅花,蓦然回眸 之际,音乐起来,黑幕之上,一束追光,效果摄人心魄。
  《牡丹亭》在台北演出期间,《汤显祖与牡丹亭》国际研讨会也同时举行,白先勇邀请了数十 位欧美、日本以及中国大陆和港台的《牡丹亭》专家,会上将宣读30多篇论文。“要做就要做得最 圆满最大。”
  《牡丹亭》在台北演出之后,还将先后在香港和6月底在苏州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期间上演。
  打造《牡丹亭》,是为了昆曲的传承。白先勇希望借《牡丹亭》培养一批人才,在观念方面给 昆曲界一点启示。白先勇相信青春版的《牡丹亭》能够保留下来,出书、录像、出 DVD。30年后, 50年后再排,文学和影像就是很好的参考资料。

9月11日

庆祝教师节

在此感谢曾经教过我的恩师们!
 
 

 

 

许知远:灵魂导游者

<生活>九月号,"我的导师"专题,甚动人,下面是开篇介绍文章。
录像厅在图书馆的四层,晚上六点时,穿着短裤的男生和穿着裙子的女生就把所有的位子占满了,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房间里弥漫着青年人的荷尔蒙与汗水味,他们在说话、吃零食,喝水,轻轻地、半掩藏的抚摸恋人的身体……
我喜欢对面的小放映厅,花上五块钱,你可以拥有一部录像带,一个单独的小格间,感谢无穷无尽的盗版,我看了《公民凯恩》到《十诫》各种片子,唯一的可惜,格板太矮了、而且是开放性的,旁边的人也可以分享你看的影片,在看莎朗・斯通的《本能》时,我未能尽兴。
我记得是在一个下午看到《死亡诗社》的,之前,在一份忘记名字的杂志上见过剧照,罗宾・威廉姆斯所扮演的老师正在讲台上,表情激动。那个下午,我被震惊了。一些场景永久的留在我的脑海里,一群少年在岩洞里读诗,他们听罗宾・威廉姆斯讲解莎士比亚的意义,在短暂的生命中主动寻求崇高的、美好的事物的重要性,追随真实的内心冲动的迫切性……我记住了那个希腊短语car pei,甚至在现实生活复制了一些情节――我在上课时间,闯入了法语系的课堂,给一位拥有结实、修长的大腿的姑娘送了玫瑰花,念了诗……
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我邀请了宿舍里每一个同学,观看这部电影,迫不及待地将发现的喜悦传递给他们――我们的青春应该这样渡过,年轻人是在对陌生世界的充满热情的探索中获取价值的,伟大的教师正应该是罗宾・威廉姆斯这样,是一个引导一群年轻的心灵在茫茫海上航行的船长……
它无疑是我在整个大学时代一直在模模糊糊寻找的生命意义被唤醒的时刻之一。似乎从1995年9月8日在尚未被拆除的柿子林排队购买第一个月的饭票开始,我就在寻找些什么。在大学的第一月里,我穿着拖鞋,在第三教学楼里游荡,穿过一间接一间的教室,我会看上课的女生是否漂亮,讲课的教师是什么样子,在心情愉快时,推开其中一扇门,大摇大摆走进去,坐下来听课。
我相信这理应是北大的传统,张中行不是在《红楼点滴》中记述过那些奇奇怪怪的老北大故事吗,教授们纵容学生,因为他们都在平等的探究世界。从有机化学到新时期文学,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压缩式的听了各种各样的课,然后开始厌学。
大一最愉快的时光是在中文系的四院的105房间里渡过的。总是在夕阳即将西下时,我会拿着饭盆从28楼走到紧邻图书馆的四院。它是博士生的宿舍,我高中的老师孔庆东住在那里,在我考上北大的前一年,他从任职的首都师大附中回到这里读书。是他告诉我崔健的《一块红布》的更深层含义,他还鼓励过我用武b小说的笔法改写了夏衍的《包身工》,他也给我们好几个男生讲过浪漫的八十年代……
在105房间里,我一边吃着学五食堂里宫爆鸡丁,一边听他就所有事物发表评论。几乎所有结论都令我大吃一惊,原来北洋军阀还有这么斯文的一面,鲁迅在当时的所受欢迎程度远逊于张恨水,中国大学的整体素质这么差,张艺谋的电影为什么糟糕……
孔庆东帮助我确立了某种批评视角,一些浪漫情怀,就像那年夏天的夕阳一样,是我生命中令人追忆的美妙时刻。但是,我似乎是在等待另一种更为庄严、更为伟大、更为恒久的东西。我在图书馆的一排排书架前逡巡,随手翻阅。那些一再重复的相似描述总是令我心旌遥荡:迈克・奥克申肖特坐在剑桥的教师宿舍的地板上,在凌晨时分和他的学生们,争辩不休;伦敦经济学院的中国学生费孝通缩在马林诺夫斯基烟雾弥漫的房间一角,一边抽烟,一边听那位伟大的人类学家的信口开河;哈佛大学的三年纪学生沃尔特・李普曼在星期日的下午,总是和威廉・詹姆斯一起喝下午茶,谈论人性的弱点;北大校长马寅初在和他的学生们谈话时,总是说兄弟、兄弟如何……
在生命开始展开的时刻,总是被一种摇摆不定、无法抹去的伤感所左右着,我期待那种强大、深邃、令人崇敬的力量,而还有什么比一位导师更鲜活的体现这一切,他鼓励年轻一代的探索热忱,在他迷惘的时刻,坚定他即将踏上的道路,唤醒他沉睡的自我……
“您就像是一位导游”,芝加哥大学教授阿兰・布鲁姆曾经收到他昔日一位学生寄自意大利的明信片。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褒奖了,作为一名政治哲学教授,他或许不能帮助年轻人获取一份美满的工作,不能帮助学生成为一名期货商人或是政治家,却可能鼓舞起青年人对于从柏拉图到尼采的西方传统的强烈兴趣,让他将整个人类文明视作一个可供终身学习的巨大旅程,生命在此期间不断滋养与丰沛起来。
在大四那一年,我一度试图写作过一本最终夭折的作品,它是我一连串如饥似渴的阅读与个人臆想的产物。我追溯了大学兴起的历史,将从威廉・洪堡到亨利・纽曼到蔡元培,从克拉克・克尔再到德里克・博克的所有彼此矛盾的大学理论都拼贴到了一起,我花了很多篇目描绘那些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个人故事,从18世纪的剑桥到1940年的西南联大……我喜欢那些教授与学生间的亲密的、并有时焦虑的个人交流,还有什么比面对面、坦诚、兴致昂然的交流,毫不掩饰的动作与表情,更能表现大学所蕴涵的人类文明中的知识与情感上的传承?
一连三个月,这本怎么也写不完的书,令我魂牵梦萦。它多少像是对我暗淡的大学生活的某种报复。那个我期待的强有力的灵魂,那种令人愿意追随的道德风范没有出现,而我的同学们则干脆相信,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灵魂。大学不再是大师云集的地方,不再是对抗社会庸俗力量的堡垒,甚至连知识上的创新都变得太富功利性……学校里最热门的老师在讲台上会被手机铃声打断,学生们则急于听到的是企业家与明星人物来这里的讲座,那些被赋予理想主义精神的教授则往往又无法跟上时代的转变,他们在重复十年前的情绪和判断,无力响应新的环境所提供的智力挑战……
年轻人拥挤到校园里,高等教育正在获得另一种民主,只要你交了足够的钱,就可以成为一名大学生。也因此,大学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流水线,在经过四年的加工之后,你毕业了,却可能什么也没获得。在北大,校长关心的是在211工程中,它获得了多少的资金,校园里又多增加了几座设计丑陋的大楼,他们不在意年轻人内心的渴望与忧虑……于是,大学不再是社会的制高点,它不是将那种热情、那种对美好、公正社会的渴望、对于丑恶事物的唾弃,发散到社会,反而经常成为社会庸俗观念的一个传播环节。那些我们期待的社会中间的教授们,要么就彻底失语,其中的一小部分成为社会的明星,他们通过知识为社会潮流赋予合法性,而不是成为某种声音开创者,和某种道德的坚守者。
我承认,这些论调里充满了过多的悲观,但我相信,在绝大部分时刻,它是真实的。当然,我也承认,总有一些人,仍在遵循某种令人尊敬的原则。九月,又有一批年轻人涌入了大学,我想起了,11年前的此刻,我的内心对于未来是充满了多少憧憬。我们邀请了十位作者,追忆了他们在大学时代的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在大学时代,他们碰到了深刻影响他们的导师,有的人是一种长期的师生关系,有一些则紧紧是匆匆的听过几节课,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感受到那种年轻人渴望的精神上的传递。他们的经历令人艳羡,有谁不曾期待他们生命中出现那位灵魂上的导游者?

9月4日

转载“北大易名岂不痛心”

欢迎各位积极转载!
尽一已之力,促北大明日更好。
 
吾爱北大。
 
 
 
 
 
 
03/09/2006

北大易名豈不痛心?!

我是一個很木訥的人,很多事情都愛理不理,雖然爲了生計和學習勉强瞭解一下新聞時事,也不會太動感情,但是這次我無法平靜,我豈能繼續平靜下去?我的母校,那給了我這個目不識丁18年的粗人以文化和傳統籍慰的母校,就要因爲某些難以自圓其說的理由而易名!
 
計劃要改變的兩項:
壹  母校的英文名稱由Peking University改爲University of Beijing;
貮  母校的校徽,魯迅先生設計的校徽,也將改變。
 
爲什麽?如果有能夠說服我的理由,我即使任性偏愛也會願意繼續木訥下去。可是我卻看不到。
 
易名理由是規範英文,可是誰人說過“University of 地名”才是標準呢?即使有人講過,而且那人還當真是個“權威”,那麽我們是不是也應該等到Princeton University, New York University, Boston University, Syracuse University, Lancaster University, Coventry University, Cranfield University, Bournemouth University, Keele University, Middlesex University, Roehampton University, Athabasca University, Brandon University....這些學校統統都主動易名之後,我們再考慮是否真的應該行動呢?我們那點可憐的“中庸”和“謹慎”精神都去了哪里?爲什麽不知哪里來的一個洋人的標準我們就衝鋒上陣第一個去“遵守”!
 
魯迅先生的校徽和毛体字校名另代代北大學子引以爲豪多少年之后,突然犯了什麽錯,我還不曉得。或許校方能够組織出一個理由來。那好吧,請英明的校方修改之。找何人來修改呢?必定是勝過魯、毛兩位先生的人選吧?那麽你覺得“桑原广告公司”怎麽樣?讓他們來决定我們北大的徽章,總比我們這些只會掉書袋子一塌糊塗的書生來得……來得……來得什么呢?哦,總比我們這些只會掉書袋子一塌糊塗的書生來得時尚和賣座吧!……痛。
 
如果說我們還有那麽一點點血性,還有那麽一點點自豪感,自尊和自重,我們就應該在做出這樣重大決定之前想想《論語》開篇沒多久就記錄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我很難過,很失望。但我們豈能只是嘆氣,聽之任之!那園子無私地給了我們智慧、希望,還有青春的記憶(注意:園子是園子,園子裏的某些無知小人不是園子的真意),我們要如何報答呢?我們有沒有想過要報答的一日?那麽,或許就是此刻了。
當有人要將她古香的大門換成難以自圓其說的標牌?!
她還有何時比現在更需要我們呢?
我們應該行動起來,以文明的方式向那些一時沒有思考明白,忘記慎終追遠的決策者訴出我們心聲。
 
寫完這篇文章,我要做的,就是:
  給許智宏校長寫一封信(傳統的郵票信)告訴他我的想法;
 
許智宏校長(親啓)
校長辦公室
北京大學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  Beijing
P.R.China  100871;
 
  再給國際合作部部長李岩松先生寫一封信(傳統的郵票信+Email)告訴他我的想法,尤其是對母校國際形象的影響(什麽樣的學校才是真的和國際接軌的?輕浮地跟隨某些缺乏根據的“國際標準”的行爲能不能夠使我們的學校与國際接軌?)
 
李岩松部長(親啓)
國際合作部
北京大學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  Beijing
P.R.China  100871
 
  給身邊的、通訊錄上的北大人講述這件事情,告訴他們我的想法,幷且希望他們也都能夠行動起來,共同保護我們母校的傳統。
肆  等待大傢給我有可能的更好的解决辦法。
 
最後我想說:我和大傢一樣,感覺個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但是我們不可以用這個感覺當作無動于衷的藉口。在國外畱學的校友們大概都曾在和外國友人聊天時候感嘆中國人沒有民主意識,比較默然,所以名不正言不順的事情也就更加可以任性爲之。
 
那麽在你感覺境界超然地搖頭感嘆之餘,是不是也應該做點什么來開個改變現狀的頭呢?
要不就唯唯諾諾地把下面這兩個徽章悄悄地存起來,免得以後老了,拿什麽講給孩子听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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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壹篇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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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校徽不能让北大变“大”
 
  人们都说穷则思变,在被香港的大学打的毫无脾气以及被某著名学者批的灰头土脸之后,北大开始求变了。但求变的方式却让人很失望,首要任务竟然是要“改头换面”,给自己换一个新的头饰。要把鲁迅设计的校徽与毛泽东题写的校名进行改动(8月26日新民网)。这虽然与先前的“抛弃”之说有很大出入,但给人的感觉却也极为奇怪,难道北大在还未到穷途末路之时就连坚持自己特色的自信都没有了么?难道把校徽改了北大就能“大”起来吗?
  
  北大的校徽是鲁迅先生在1917年应蔡元培先生之邀设计的,一直使用到现在,个中的味道很值得我们品味。1949年之前的鲁迅与1949年之后的鲁迅固然不同,但建国之前北大对鲁迅的态度却能显现出北大的兼容包并之风气,因为连胡适做校长时好像也没有改换过“门庭”。而今的北大究竟缺少什么好像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但号称“大”学实则“小器”的肚量是谁都能看出来的。说鲁迅的设计“存在圆标线条不规范,字体位置、颜色不统一”(华夏时报)的缺点还不如说是北大“有病乱投医”好,难道改了校徽校风就能好转吗?
  
  在标志上“增加了中英文组合”好像与国际接轨了,但“心虚”的感觉却跃然纸上。在国际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的原因很多,可增加了英文名字就能让外国人认可你北大吗?牛津、剑桥能辉煌到现在并不是依靠校徽上增加别国的文字,也不是靠校徽上的“线条规范”、“颜色统一”,而是靠博大精深的学问、严谨务实的学风。再说,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哈佛的牌子上有中文的标志,你“北京大学”四个字旁边加上句“莺歌历史”能代表什么?
  
  “大学”不是随便叫的,没有厚重的历史积淀不行,缺乏渊博的知识也不行,不具备宽广的胸怀、浩然的正气更不行。我们的北大有历史,我们的北大也应该有知识,但正气与胸怀我们的北大有吗?这个很难说,如果真有的话,北大会有今天的窘境吗?
  
  “大”气需要修炼“内功”,“大”量需要积蓄“内力”,如果改了校徽就能让北大崛起的话,那我们只需要几个广告公司就能强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