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五月号出版了,13位翻译家的照片很动人,自述更动人.


一
1979年初，《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译本再度出版。在北京的一家新华书店门前，等待购书的人排成了三公里长的队。一周内80万册被卖出，在一些书店门前，顾客们为了争抢所剩不多的书而发生口角，甚至动了手。
盛峻峰这这一年56岁了。15岁时，他在上海跟随一位俄国侨民学习俄语，学费昂贵，一个小时一块银元。18岁年―22岁时，他是塔斯社与中共地下党创办的《时代》与《苏联文艺》的翻译作者。
33岁，他读到了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将它翻译成中文。37岁时，他又开始翻译托尔斯泰。几年之后，他成为了“肖洛霍夫的中国代理人”，肖洛霍夫则是江青眼中的苏修鼻祖。像他的很多朋友一样，他需要借助劳动来改造自己的头脑。1975年1月时，一袋水泥包压断了他的脊梁骨，医院拒绝为这个“臭老九”治疗，建议他躺在一块木板之上，一动也不动的至少坚持半年，断骨或许有望痊愈，否则就终身瘫痪。
在新华书店门前等待安娜的降临的人，记住了“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的开头，却可能不知译者草婴的原名是盛峻峰，他的脊背在阴天下雨时抑制不住的疼痛。
为一本书排队，是整整一代人印在心头的记忆。“从卡夫卡、福克纳到罗布・格里耶到胡安・鲁尔福到博尔赫斯，从萨特到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批评家朱伟在回忆那一段“饥渴的囫囵吞枣的岁月”时，引用了他的朋友黄子平的生动比喻“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追着提不起裤子”。
创造最初总是以模仿的姿态出现。在长期的情感与智力处于真空状态之后，陌生的语言所带来的是一个新世界的力量。更确切的说，人们被长期压抑的情感被唤醒了，那些来自1890年的俄罗斯、1910年的奥地利，1920年的美国，1950年的法国的情感与思想，帮助中国人恢复作为人的普遍经验。1983年，阿瑟・米勒来到北京排演“推销员之死”时，质疑是显而异见的――一部充满了50年代压抑的资本主义气息的戏剧，能被80年代的北京观众接受吗？1９８３年５月，在首都剧场演完最后一幕后，观众席中爆发出的掌声持续了两分多钟，观众不是向剧院外走，而是涌向舞台，喊着向作者和演员们致意。阿瑟・米勒记得其中一位中国青年固执的对他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正是他家里发生所发生的事，威利・洛曼就是他的父亲。
阿瑟・米勒在1989年说，多亏了英若诚的努力。早在1949年，20岁的英若诚第一次拜读英文版的《推销员之死》，经过整整34年的努力，他才实现了将它引入中国的愿望。
草婴与英若诚的个人际遇，很容易被淹没在八十年代的喧嚣之中，一代翻译家的个人命运大多如此，他们的持续的、令人动容的工作为中国提供了继续前行的的动力，每一本翻译著作都通向一个世界，但他们的个人努力却经常被遗忘。
“……林中有两条小路，我―/选择了行人寥落的那一条/结果造成了多大的差别。”李文俊引用了弗洛斯特的诗句来形容自己的翻译道路。在谈到翻译威廉・福克纳的体会时，他写道：“我喜欢福克纳的落落寡合、他的矜持、他的孤独礁石般的不理会潮流。”


二
“原来20世纪已经如此日新月异，而我们还在19世纪的蒙昧中摸索。”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翻译者张旭东在回忆80年代的文化爆炸时说，西方世界积累了一世纪的主义和思潮，被压缩起来，突然释放到中国社会。
类似的情景在出现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的中国。总是是外来语言的到来，引发了一连串变化，在词汇的革新之后，艺术、科学、道德和政治思想方面的典型的革命便发生了。
在中国陷入他历史上的最低点时，翻译是最令人期待的行动之一。以翻译英国思想著作为己任的严复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最受人推崇的思想家梁启超手不停挥介绍欧洲思想。新一代知识分子是从翻译与模仿开始的他们舒展他们的才华的。作为30年代初最重要的作家，鲁迅号召年轻人，要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
中国是一艘即将沉没的破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杜威的进步主义、洪堡的大学观，泰戈尔的诗歌、罗素的哲学，是漂浮在无边的海洋之上的一颗颗稻草……
在一些方面，80年代像是20年代精神的重演。尽管不再是存亡危机，但是一种深深地被现代世界的遗弃感却扑面而来。从18世纪到20世纪的所有翻译著作的大量涌现，映射了中国人努力将自己重新纳入世界坐标的焦虑。借助各种元素，新词汇、新思想、新作家、新的哲学，人们想建筑一个可供进一步探索的平台。
多亏中国尚未加入国家版权公约组织，80年代的那些未经授权的翻译版本，充斥在书店与大学校园里。它们中的大多数由那些在文革中被迫放下的译笔的老一代翻译家构成，在某一段时间里，他们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唯一桥梁，他们连接着一个个被屏蔽的世界。
时代风尚改变了，人们会拥挤在中国大饭店听一场迈克・波特的竞争力的演讲，但没人再谈论安娜・卡列尼娜。世界变得更轻了，阅读川端康成的一代现在变成了村上春树的追随者。信息革命看来正在彻底拆除不同文化间的隔离，语言也越来越变成纯粹的工具。
在一些时刻，翻译变得不合时宜，既然所有的语言都被转化成英语，新一代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为什么不直接阅读英文。信息匮乏的时代，转瞬间就被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所取代了。世界越来越同质化，越来越少人追求不同语言中蕴涵的细微的差异。
中国变得更富裕了，人们甚至获得了更多的自信，一些时刻，这种自信甚至转化成可笑的自满。外来思想的绝对主导地位却从未改变过，但像全球其他地方所遭遇的消费文化浪潮一样，人们对于深厚、有难度的部分，失去了兴趣，转求那些速食性的信息。对于信息的要求，超过了对思想与命运的探求，书店里堆满了匆忙翻译出的管理、技术书籍，“存在主义”、“里尔克”，现在变成了“团队建设”、“六西格玛原则”……它们由谁翻译的一点也不重要，这是一种通用的技术语言，有着同样一幅急匆匆、缺乏个性的面孔。也很少有人愿意在漫长的黑夜里，独自面对那个深邃的陌生世界。在傅雷的时代，最好的作家放弃了创作，而变成了翻译家，而在我们时代，钟摆则摆到另一个极端，学者们宁可选择为那些缺乏意义的论文与专著上增添新的垃圾，也不愿意坐下来安静的翻译一本重要的著作。


三
在这一期《生活》里，我们邀请了十几位翻译家，他们的年龄从70岁到40岁，领域涉及文学、美学、科学与哲学。多年以来，他们致力于假设中国与世界间的联系的桥梁，他们从语言视作一个充满了热情与精妙的体验的世界，需要倾注所有的激情与创造力。他们习惯于低估自己的价值，坦然于自己的一个躁动世界的悄然、却充满韧性的努力，就像贡布里希与卡尔・波普尔的中文译者范景中所说，他不是想要逆潮流，而只是想为这个社会多增加一个维度，在别人都朝那个方向前进时，他在另一个方向上独自前行。非常遗憾，我们越来越难以在新一代身上，寻找到类似的自我期许。
尼采说：“总是生活在内心的温暖和丰富之中、生活在几乎是心灵的仲夏空气中的人，无法想象一种震颤的欣喜，这种欣喜抓住了生活在冬天里的人，使他们破例地被爱的光芒和一个阳光明媚的二月天的温和气息所打动。”回忆这些翻译家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正像是让我们回忆起中国那个“震颤的欣喜”的时代。

斯蒂芬・贝克是《商业周刊》IT板块的高级作者。他依然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所经历的一次联合提问，采访对象是墨西哥财长。

某份著名商业日报的记者反复对那位财长提出同样的问题，而且始终不得要领。在座的所有人都目睹了财长一遍遍耐心解答的全过程，这对于那位女记者而言多少有些难堪。但记者并没有顾及面子上的问题，依然竭尽全力地刨根问底，希望把事情彻底搞明白。后来，她写出了一篇漂亮的报道。而打那以后，这位女记者在职场上一路平步青云。

在采访对象面前应该摆出怎样的姿态？对于每位记者而言，这都是一个需要反复思考的问题。我曾见识过记者在专家面前充专家，最后颜面扫地，被旁观的同行当作笑柄，在业内留下并不光彩的口碑。斯蒂芬・贝克在他的blog里给出了记者要适当地装无知的三条理由，值得铭记：

1. 这是诚实的表现。

2. 这可以让采访对象放松，让他们感觉自己处于老师的位置。在这种情境下，采访对象的心理状态就从自我防御变成了帮助记者了解情况，信息就会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出来。

3. 这可以将采访带出一些最初的假设。这些假设往往是想当然的结果，而且偏离真相。记者看故事经常只看最后几个章节，而忽略了故事的背景和起源。让采访对象帮忙梳理一下背景可能会使记者看起来一无所知，但是这确实有效。

前段时间读《〈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里面也有类似的观点：

还有一些记者一说起来就没完。他假装对于故事的内容非常熟悉，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专家级信息源的水平。他害怕表现出自己的无知，而事实上，他确实很无知，这一点他应该在采访开始时就坦白。他忘记了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如果他能够像学生接近老师那样接近他的信息源的话，他就能够激发那些专家们的内心愿望，因为专家们都喜欢炫耀自己的知识。相反，如果记者自己假装很在行，他们得到的信息往往很少。

Istef在留言里说：“不仅是记者，在这个社会上任何人都要适当的装傻”。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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