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鸡蛋要卖的好，生蛋的那只鸡还要性格开朗。   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log_id=2474   我总是生活在表层  By [ 吴晓波 ]  2006-4-28 17:36:03

七、八年前写的文字，那时我大概30岁上下，正是许知远同学现在的年龄。现在想来，这种不求上进的观念，真正左右了我的人生。今日找到，贴在这里，权当是对过往岁月的晾晒。

【我总是生活在表层】
英国思想家柏林一直老到97岁才十分情愿地去世了，这位被称为本世纪英国最著名的“用嘴巴思考”的思想家，在论战中渡过了激烈的一生。在过去的将近一个世纪中，从死去的康德、马克斯·韦伯到活着的哈耶克、维特根斯坦、维柯，无一不成为他攻击的目标。然而，每一次论战又都无不落了同一个下场：柏林以他的偏持再一次证明了对手的伟大和高远。
可是，柏林数十年来永远是一付洋洋自得的样子。1957年，柏林接受英国王室授予的勋爵头衔，在晚会上，他的一位女友当面讽刺说，女王的这个爵位是为了表彰他“对于谈话的贡献”而颁发的。这一刻，周边的绅士们都变了脸色，唯有柏林还是一派好心情的模样。
晚年，柏林的传记作者伊格纳蒂夫忍不住问柏林：为什么可以活得如此安祥愉快？
老柏林见左右空无一人，便俯下身子，低声回答说：他的愉快来自浅薄，“别人不晓得我总是生活在表层。”
我不愿意将柏林的“生活在表层”理解成另一种特殊的深刻，我宁愿相信，表层就是表层，象浅水的鱼，低空的鸟，孩子无邪的笑，从树梢尖头掠过的风，浅薄也是一种很纯粹，很透明的生命表达。
王蒙在论及杨沫《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时说，林道静在逃婚无望之际被余永泽所救，并从而与余同居。然而后来，她还是毅然地与余决裂了。这不仅是基于政治立场的冲突，同时，更是人生观的冲突。如果与余厮守下去，理想主义女青年林道静必然走向世俗化，生孩子，持家，算计收入支出，对付生老病死，这样，没了激情，没了浪漫，没了戏，不但林道静不答应，读者也不答应。
不答应的，是一种反世俗的，精英式的生活姿态。革命与青春，爱情与浪漫，构成了生命中一对让热血沸腾的精灵，那些与生活本身无关的挫折和跌荡，便在这样的不计后果的沸腾中消耗成了一个人生存的意义。你必须不平凡，你必须活得不像别人，你必须搞得大家瞠目结舌，你必须把头发弄乱，你必须一个猛子扎到生活的深层，哪怕呛得个半死也在所不惜，最好就此咽死了。
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便是这种与青春俱在的激荡成为了无数政党、宗教及各种世俗势力所利用和攫取的力量。在高高飘扬的旗帜之下，狂热被唤醒，青春被点燃，一将功成万骨枯，枯了的万骨又堆成一座无名的丰碑，成为下一个功名的宣誓坛。
现在，我只想逃离这些理想的深渊，哪怕被视为平庸和懦夫；
现在，我只想在西子湖畔的草地上打个滚，哪怕被目为胸无大志和市侩；
现在，我只想与家人厮守一世，看她生孩子时的痛苦，看她买新裙子时的欣喜……
现在，我只想与任何主义，理想，精神均毫无干系地，浅薄地呼吸，吃饭和睡觉。在不熬夜的前提下写点文字，在大运河边购一套房子，在好朋友中间插科打诨，繁荣的时候赚点钱，打仗的时候远离战火，老去的时候能死在病床上，有亲人为我轻轻哭。
我会为年老者让座，我会捐钱给孤儿院，我或许还会与闯进家门的歹徒殊死搏斗，但我不会绑着一身的炸弹冲进某一个商场，我不会为某些“理想”流离失所，痛不欲生，我不会让什么“领袖”成为我的精神家园的主子。
在我们这颗缓慢地转动了上亿年的地球上，所有植物和动物从来就是很简单地生长和衰老着，所有的文明和国度从来就是很简单地兴盛和熄灭着。没有什么是不可或缺的深刻，一位在木桶里洗澡的希腊哲人对前来拜访他的国王说，别挡住我的阳光。
生活的意义主就是这么浅薄，只要不挡住，阳光就肯定会照到你身上。
“你觉得一只鸡蛋的味道很好，但何必非要去认识生蛋的那只鸡？”我不喜欢这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幽默，如果有一只鸡用这样的口吻来出售它的鸡蛋，我宁愿不吃它的蛋，我喜欢那些既会下蛋又很漂漂亮亮，性格开朗的鸡；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我也不喜欢这种咬牙切齿的宽容。似乎，没有什么思想和意见，是值得去“誓死捍卫”的。只要站在一千年之外，你会发生，没有一条真理是绝对的，没有一条道路是唯一的。
我喜欢那种宽宽松松的思想和文字，我喜欢那些闲闲散散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喜欢混迹在他们中间，让时间和生命很浅薄地一掠而过。
“别人不晓得我总是生活表屋。”我喜欢老柏林俯下身子说这句话时的自得和狡黠。

    零点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预期在未来3年内会购买的十大产品的价值主要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知识、机动性、信息沟通与不动产。知识消费表明了人们在增强职业竞争力上的投资取向，在城市居民中，子女教育与自我教育是投入最大的消费；对机动性的重视则说明了个体对机动工具的支配能力和依赖程度在增加，因为车辆所充当的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标志，同时也代表着个人改变社会地位的能力。由此来看，人们对加强信息沟通能力的投入与机动性是同样的原理，信息沟通在人们的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信息沟通的投入意味着不仅可以拓展自己的社会发展空间，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和精神回报。

    由零点调查&指标数据年度合作编制发布的《零点中国居民沟通指数2005年度报告》，以量化的方式衡量中国城乡居民借助媒体和人际网络获取信息并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以指数的方式勾画现代人的沟通模式图景，以期更好的把握和服务人们的微观生活。本次报告基于2005年7月对北京、上海、广州、洛阳、绵阳五个城市以及浙江绍兴诸暨、辽宁锦州北宁、湖南岳阳临湘、四川成都彭州、陕西咸阳兴平五个小城镇及其下辖农村共3785个15—65岁的当地常住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在95％置信度下抽样误差为±1.12%。

    《零点中国居民沟通指数2005年度报告》主要从沟通的主观意愿、实际具备的能力条件、具体的行为特征以及获得的收益四个方面对中国城乡居民进行自我量化评估。它涵括了四个一级指标，十个二级指标和三十八个三级指标，全方位、多角度勾画出了目前中国居民沟通活动现状，从而有利于全面把握中国居民目前的沟通现状及对此进行连续性的监测与追踪。该报告指出：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沟通指数的总体得分为66.84分，以百分制衡量，超过及格水平。这表明中国人目前的沟通能力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评价结果还表明：中国人仍然局限于“亲缘社交”，对陌生人为主体的“外圈”价值利用与开拓增量较小；沟通工具的多样性给中国人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尽管移动通信工具不再是判断城乡之间信息化程度差距的标志，但是由数字鸿沟造成的对网络沟通工具资源利用的差异已经形成代际之间、城乡居民之间沟通鸿沟的重要原因。

    发现一：沟通意愿强，但社交参与能力不高

    综合沟通指数的一级指标结果可以发现，中国人的“沟通意识” 较强（74.74分），有着很浓厚的“交往兴趣”，主观上对沟通和交流活动表现出较为积极开放的态度，对沟通在关系保持、情感交流、信息交流、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参与社会活动并融入社会和形成事业资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着较高的认同度；相比之下，中国人的沟通活动能力就弱得多，“沟通基础”（64.41分）和“沟通活动”（59.29分）的得分较低，尤其是“沟通活动”尚未达到及格水平。

    在所有十二个二级指标中，“社交参与”（47.38分）的得分最低，表明中国居民的沟通内容和社交活动种类较为单一。“能力基础”指标刚刚达到及格水平（60.84分），明显低于“人际网络基础”指标（68.59）的得分，这表明中国人目前“沟通基础” 表现欠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能力、反馈能力、非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的能力较弱，而非人际基础不足。

    发现二：中国人交际方式有限，饭桌社交仍是主流

    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居民平均每人参加的社交活动仅有1种；并且社交活动的参与度较低。从具体的活动方式来看，中国居民最为普及的三种社交活动是聚餐、体育运动和卡拉OK。在注重饮食文化的中国，“饭桌社交”仍是中国百姓最为普及的社交方式，3785名受访者中有46.4%参加过“聚餐”，“聚餐”是各种形式的社交活动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种。另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运动和卡拉OK也逐渐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交友方式，本次调查中，分别有13%和12.12%的受访者参加过以上两种人际交往方式。

    发现三：“社交半径”较短，亲缘社交难以突破

    人际网络是个体与社会交流和互动的基本平台，它的广度和质量不仅直接反应了个体的沟通能力及沟通水平，也关系到个体在沟通活动中能够产生的收益。中国人常常用“人际关系”来概括个体的人际维护能力和沟通水平。本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居民的人际网络广度（人数）较窄，而沟通强度（交往的频繁程度）和沟通深度（心理依赖度、亲近感）较强，这三个三级指标得分分别为60.16分、71.49分和73.57分。

    从具体的人际网络结构上看，亲戚圈的规模最大，人均15人，占人际网络规模的33%；社交圈规模略小，人均为14人，占31%；同学圈和同事圈则人均9人和7人，分别占20%和16%。可见中国居民的社交半径并不大，中国人社交圈的广度相对有限，社交圈的大小和由亲缘关系决定的亲戚圈大小并没有明显的区别。社会资本的原理告诉我们，一个人人际网络的结构和他在这个结构中活动的行为直接关系到他的社会资本的强弱。与“陌生人社交”不同的是，中国人的人际交往表现出明显的“熟人社交”的特点，既在自己熟悉的人际网络中交流和沟通相对频繁，而在陌生的一般层次的交往场合，人际沟通和人际开拓的能力相对较弱。

    发现四：城乡居民沟通能力有差距，造成“沟通水平鸿沟”

    为了更加直观和精确地比较群体间的沟通水平的差距和分布，我们引入“沟通水平鸿沟系数RCG” (Ratio of Communication Ability Gap)，即在某一个群体内部，将高级沟通水平群体人数和低级沟通水平群体人数的比例作为衡量其沟通鸿沟水平的一个指标。经过计算，2005年中国居民“沟通水平鸿沟系数”为0.33。表明目前中国的沟通水平鸿沟较大，低级沟通水平群体（40.2％）是高级水平群体（13.2％）的三倍之多。此外，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个群体内部的“沟通水平鸿沟”系数分别是：城镇0.91，农村0.11。这表明城镇居民中高级沟通水平群体和低级沟通水平群体的比例比较接近（26.2％，23.8％），而农村居民内部的沟通鸿沟较大，低级水平群体（50.3％）是高级水平群体（5.4％）10倍左右。

    而经过分析发现，造成全国居民“沟通水平鸿沟”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居民的沟通水平有差距。其中，农村居民的沟通水平最低（65.05），略低于小城镇（66.51分），而与城市居民（70.68分）差距明显。

    比较城镇居民在三级指标上的表现可以发现，造成城乡差距的关键因素主要是经济能力、常用媒体类型和沟通工具类型。从绝对金额上看，城镇居民在各项沟通费用上的投入都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尤其是在人际交往方面的开支比农村居民高出将近70元；城镇居民几乎每周要看2－3次报纸，而农村居民一个月才看1－3次或几个月才看1次。而城镇居民上网频率（3.37分）明显高于农村居民（2.71分）；七成（72.58%）的城市居民使用过手机，而在农村居民中只有五成（51.07%）。另外，分别有24.44%和18.55%的城市居民使用过即时通讯工具和Email，这两个比例在农村居民中则分别下降为11.06%和4.13%。可见，城乡居民在互联网利用上的差距是导致媒体及沟通工具使用存在明显差异的共性因素。

    发现五 电视媒体仍然吸引眼球

    媒体是除人际网络之外人们获取信息的另一大途径，居民对媒体的利用程度和信息获取效果是其沟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39.4%的中国居民表示大部分从媒体获得信息最多，该比例大大超过了大部分从人际网络获得信息的比例（15.3%）。

    从最受欢迎的媒体品牌上可以看到，电视媒体仍然拥有强势的高接受度，人们最喜欢的媒体品牌排在前八位的全是电视媒体，其中，cctv1（14.3%）和湖南卫视（8.81%）赢得了前两名。而通过多元对应分析，可以发现最喜欢中央电视台的核心群体特征为家庭月收入在1500－5000元之间的男性群体，而青睐湖南卫视的核心群体的特征为家庭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人群体。

    发现六：沟通能力越强，收益越多

    按照不同的指数得分将全体受访者划分成高级、中级和低级沟通水平群体，经过研究发现，中高层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是高端群体的代表，普通职员，学生，普通工人和个体工商户是中端群体的主力人群，而农民和无业人士是低端群体的代表。

    研究发现，个体沟通能力的高低与其从沟通中得到的实际收获成正比，也就是说沟通能力越强、水平越高，实际收益也越高。考察高、中、低三大群体在实际收获方面差别最大的三级指标是“社会认同”、“自我概念”和“经济利益”。也就是说，与中、低端沟通水平群体相比，沟通高端群体不仅在沟通中所获的社会认同感较强、对自己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而且通过沟通还获得了较多的经济收益。

    试想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或许可以用童年亲友（幼年）－学友（青年）－同事（中年）－社区内邻居（老年）来描绘他一生的沟通图谱；而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青年白领，或许会因更丰富的知识背景、更频繁多样的社交活动、更快捷先进的沟通工具和更有效的人际沟通能力而将他（她）的社会联系变得更具衍生性和多样性，从而享受到更加生动而丰富的沟通体验。这种沟通水平上的差距如同收入差距和数字鸿沟一样，在一部分人得益于较高的沟通能力的好处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人没有或者较少地得到这种收益，而且通常还会产生马太效应。那么，突破以单一尺度为划分依据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培养更强的与陌生人对话及交流的能力，或许意味着能够使人们的社会交往及联系更具衍生性和多样性，从而使所有人最大限度地通过信息沟通的投入拓展自己的社会发展空间，获得更多的物质和精神回报。